海外声援华东师范大学刘正教授

2016年8月4日星期四

追求与超越的学术典范——评刘正教授《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发表在《汉学研究》第14辑）

马彩云

[提要]国际汉学发展到今天，已经颇具规模，汉学著作异军突起，阎纯德先生更是主编了一套“列国汉学史书系”，开阔了国际汉学的发展空间。其中，刘正先生的《京都学派汉学史稿》是一部值得关注的著作。其主要贡献为：开创了国际汉学学术史的先河，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完美结合，在批判理性主义下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刘正先生以及阎纯德等先生在学术上的不断追求与尝试，成为我们研究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学术典范。
[关键词] 国际汉学列国汉学史书系《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一提到国际汉学，总能让人想到《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那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诚然，国际汉学在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国际汉学研究也越来越热，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那样：“经过30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国内学者似乎都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国际汉学是中外文化碰撞后派生出来的学问，是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它与中国文化血脉相连却又内含变异，这种变异或者说是创新更是我们反观自身，获得提升的“他山之石”，而国际汉学研究，则是获取这一“他山之石”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汉学研究论著异军突起，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大亮点，而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两位先生，更是将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放在整个国际汉学背景下进行系统的考察，主编了一套“列国汉学史书系”，这为国际汉学走向更深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国际汉学的发展树立起一个新的坐标。
在这套学术史丛书中，刘正教授的《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就是其中一部值得特别关注和予以高评的专题研究著作。
众所周知，刘正教授是一位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的学者，包括以传统经学为主的中国思想是研究、商周金文为主的古文字学研究、宗教史和制度史为主的商周史研究、版本学和校勘学为主的古典文献研究、京都学派为主的海外汉学研究、古代神话和诗论为主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他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目前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果并且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金文氏族研究》；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社出版了他的《金文庙制研究》；2011年，线装书局精装出版了他的《商周彝铭学研究史》。与此同时，他的海外汉学史研究，也是著述颇丰。先后出版了《图说汉学史》、《海外汉学研究》等专著。2011年5月出版的《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就是刘正先生一部介绍和评议日本京都学派的著作。刘正先生本人即师承日本京都学派的著名教授，他的这部著作从头到尾都体现出京都学派严谨的学术风格和细致的考证功夫。这部著作不仅是了解日本京都学派的工具书库，而且其中体现的一些理念和认识对国际汉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开创性：学派汉学史研究

刘正教授的《京都学派汉学史稿》，最大的开创性意义就是以汉学学派为研究对象，对国际学术界声名赫赫的日本京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考证，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这本开创性的专题学派汉学史研究著作，这种汉学学派史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在历来的中外汉学研究中都是从未出现过的，其开创性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就是在日本国内也没有一部涵盖全部京都学派各个学科汉学研究历史的汉学通史著作。日本著名学者三浦国雄教授称赞此书是“日本学者也写不出来的优秀著作” 。

此书共分为三篇。上篇为“释义与综述”，主要介绍了京都学派的几种定义和由来，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区别与联系，并详细介绍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诞生和发展；中篇“创始与发展”，主要以人物为中心详细论述了第一代京都学派学者们的生平、学术贡献及影响，并对他们做了客观评价，体现了刘正先生严肃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汉学修养。这一篇涉及的京都学派学者主要有：狩野直喜、桑原骘藏、能藤湖南、矢野仁一、小川琢治、滨田耕作、羽田亨、铃木虎雄、高濑武次郎九人；下篇“鼎盛与辉煌”则以学科为分类依据，分别从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佛学研究、敦煌学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研究、近现代中国研究九个方面介绍了京都学派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的学术思想和贡献。在这一部分中，刘正先生介绍了大量京都学派汉学家，仅“京都学派中国文学史研究”一章，主要的汉学家就达三十位。
“学派”，现代汉英综合大词典中的解释是“school of thought；school”，《辞海》中这一词条的解释则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由此可知，在进行专门的学派史研究时，除了要从整体上把握某一学派的治学方法和研究特点之外，还要深入内部探寻其源流关系，理清其继承与发展，这就要求研究学派史时，一定要清楚学派内部的师承，而对于这一问题，刘正先生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考证，并具体分析了早起创始人某一学术观点在京都学派弟子手中的完善和创新。在谈及内藤史学的影响时，刘正先生将内藤湖南弟子们的观点与内藤湖南的观点做了精准的概括和评述，他说：

宫崎市定在其成名作《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等书中，对宋代到清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研究，调整了以往旧说中的官僚制度和贵族制度之间的矛盾，使内藤假说逐渐得到充实和实证……他通过科举制度的研究完善了中世纪贵族制形式的变化和延续，从此，中世纪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成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最为典型的学术标志和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另一位杰出著名弟子是冈崎文夫，他的《支那史概说》、《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三部专著，成了以贵族制度为核心、贯彻和论证“内藤假说”的杰出代表作。冈崎文夫在该书中继承了内藤湖南所主张的贵族势力和军事实力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权力中枢的观点……但是，他把贵族制度的存在推进到贵族制度国家化的程度，并且经过考证认为隋唐贵族制度起源于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度。

刘正先生不仅注意京都学派各类师承关系，他还发现了京都学派内部家族的学术传承性与学术氛围。在“滨田耕作和考古学京都学派”一章中，刘正先生发现：“滨田耕作的儿子……滨田稔……最终成为京都大学农学部教授……滨田耕作的另一个儿子滨田敦博士是研究日本语言学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滨田耕作的女儿，嫁给了著名中国古代文学家、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小川环树博士。滨田耕作、小川琢治、贝冢茂树、小川环树、再加上汤川秀树、滨田敦、滨田稔，看到他们这个大家族就几乎等于看到了京都学派的一多半精英了！今天，这个大家族的第三代也出了好几位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起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通过实践途径确认工具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由于工具理性带来了人的异化和物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它始终是其批判的核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何时，工具理性都是价值理性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则无从谈起。在学术上更是如此，如果把工具理性弃之不顾，那么极有可能走向极端。所以，学术界通常把工具理性放在优先地位。但是说到底，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它是实现价值理性的手段，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体现主题在实践中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提供自身所需手段的精神能动性，同时体现着学者自身的深厚学术素养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在这样理论指导下的学术著作，才更完备、更可靠、更有价值。
刘正先生的这本书，正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完美结合。可以说，其学说观点的建立，都是以详细而庞大的考证为基础的。如书中，刘正先生在考察“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两个称呼的一同和演变之时，其考证内容就占了将近六页！他精密的论述了“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这一观点，并论述了“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两个称谓的变化过程。他指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原称为“支那学派”或“京都支那学派”，名称形成之初并无轻视中国之意，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华和辱华政策，这一称呼受到了中国学者的一致反对和拒绝，便省略了“支那”二字而变为“京都学派”，实际上，即为以研究中国历史、思想、文学为主要内容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必须提出的一点是，在刘正先生这部书中，常常可以听到作者发出的强有力的声音，而这种声音的出现，是伴随着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的。国际汉学研究，特别是日本汉学史的研究，不可避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而日本的汉学家，有一些都在其中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那么，在研究或介绍日本汉学家之时，对于那些带有侵略色彩的观点，应该如何处理，各家态度不同，方法也各异。但刘正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是坚决反对且毫不留情的批判的。有时候，其言辞激烈程度，已经到了激进的地步。书中在谈到田边元及其弟子的哲学理论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理论武器之时，其弟子对中日战争的理解引发了作者如下的评论：

天哪！
听杀人狂魔的御用学者出来大谈什么道德问题，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更无耻、更变态的事情吗？！这些主张只有他们自己才具有“学者的良知”和“道德的力量”的文化流氓们美妙而动听的言辞，丝毫掩饰不了其背后烧杀抢掠、涂炭生灵、造谣诽谤的反人类、反道德的无耻行径！在人类正义和邪恶的交锋中，邪恶势力总是喜欢主张他们自己才最具有“学者的良知”，只有他们自己的言论哪怕是诽谤，是谎言，在他们自己看来也全是真理，他们在道貌岸然地斥责别人“深文周纳”和“不诚实”之时，没有忘记要教育大家“认识这个骗子，远离这个无赖”。

刘正先生深知，他首先是一个学者，然后才是京都学派的弟子，对于京都学派先辈的别有用心的言论，指出并予以批判是必须的，在这本著作中，刘正先生都是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日本京都学派进行评析的，而在详细的考据证据之下，他总能发人所未发。作者以一章的篇幅，介绍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中桑原骘藏的生平、学术贡献及学术影响，这在国际汉学研究中，是非常少见的。刘正先生对国内学术界了解甚少的桑原骘藏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考证工作，其中许多材料，都是直接来源于日本，更加深了其研究的可靠性。刘正先生对桑原骘藏的身世生平，进行了详细的考据，对于他的出生日期，作者说道：

关于他的具体出生日期，也曾有人对钱氏撰写的《〈东洋史说苑〉及桑原中国学》一文提出质疑。的确，1870年还是1871年？是1月27日还是12月7日？……户籍上所登记的“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于是出现了中日双方学者都有人主张桑原骘藏的生日是“1870年12月7日”说的现象。究其具体原因，请看他的著名弟子宫崎市定的话：“户籍上写的却是上一年的十二月七日，是为了上学的方便而改写的。”

而针对桑原真实出生年代，刘正先生敏锐的发现：

我猜想，之所以选定这一日期，“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是当时日本通行的旧历，换算成公历的话是1871年1月27日。桑原父母显然是把日本农历当成公历来申报出生日期了。明治时代，日本逐渐西化，在申报户籍时，经常出现把日本旧历的日期直接当成公历申报的现象。这一问题至今在我国部分落后和边缘地区也大量存在着。

对于桑原史学的贡献，刘正先生也是做了积极肯定的，桑原的《蒲寿庚考》一书，他是这样说的：“该书……对日本京都学派的东洋史研究和考证方法的确立实在具有重大的启迪和贡献……建立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正规的学术研究规范。”而对于桑原史学的不足之处，刘正先生也是做了客观的揭露和评价，并且针对国内学者肯定桑原骘藏史学为日本鲁迅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在这些人看来：“桑原是通过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和褒扬孔子等人的伟大思想与人格这两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耐人寻味的是，桑原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所分析的上述内容是否真的就是桑原史学的真谛，我进而怀疑他们是否真的了解桑原史学和桑原本人。

三．批判理性主义下的突破

奥裔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主张对理性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普遍有效的科学理论并不来自经验归纳，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的证伪、否定、批判而向前发展的。波普尔把科学看做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他“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批判理性主义要求学者有批判性思维，在权威和大众认知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有这样，学术才会有突破。
刘正先生本着批判理性的精神，对日本京都学派做了重新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该书在实证的基础上，批评了“罗振玉、王国维二人1911年东渡日本才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出现考据学风”的观点。他首先指明了重野安绎和岛田重礼对京都学派以考证学为主的研究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说他们是“日本近代汉学出现实证主义考证思潮的早起先行者”，随后刘正先生考证道：

岛田重礼和重野安绎二人联合一起从1883年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推广实证主义的考证学研究模式时，罗振玉刚年满17岁，王国维则刚满七岁！当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大师瑞斯博士（Ludwig Riess）出任新设立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即历史系）主任教授、公开传授历史语言考据学的史学研究理论时，罗振玉年满21岁，王国维年满11岁！因此，不论从东洋史学东京大学的历史还是从东洋史学京都大学的历史来考虑，根本不可能得出“罗振玉、王国维二人1911年东渡日本才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出现考据学风”的结论。

与国内学术界热衷于谈论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居日期间对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建设性和指导性的贡献”这类话题相反，刘正先生认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和罗、王二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更多的是学术层面的。毋宁说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在内藤湖南的心里只是维持在‘汉学知音兼学术顾问’性质的半师半友关系”。他还发现，王国维先生的甲骨学研究成名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就是在和内藤湖南的相互学术交流和启迪中完善的。
刘正先生第一次指出了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的核心治学方法直接源于清代考据学家赵翼，而非国内学术界所热衷于鼓吹的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一点对于国内学术界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和价值。他说：

以我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成立前后的了解，特别是通过考察内藤湖南一生学术形成过程和与晚清学者交往过程来看，真正对内藤史学和京都学派产生过巨大影响作用的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赵翼，而非时下中国学术界所认为的罗、王二人。
随后，刘正先生又以他敏锐的学术视角，发现：

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其起源上则是和清代乾嘉学者的地理学思想、尤其是和赵翼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赵翼史学中的经世致用学说和气运地气说在内藤史学中被发挥到了极至。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把握内藤史学，乃至于解释内藤湖南博士的以学论政的一生。赵翼在《长安地气》一文中就公开主张中国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的原因是“气运”演化的结果。而这一点则深深地打动了内藤湖南博士，并引以为知音。他由赵翼的“气运”的移动说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多次出现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东西的移动现象，由此而来终于创建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的“读史以观世变”的思想，几乎就是内藤湖南博士唐宋变革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立论依据。从此以后，精通赵翼的史学思想成了他的弟子们的看家法宝之一。

刘正先生在其书中对中日学术界一些不当的观点进行了订正，如该书针对李庆教授在《日本汉学史》一书中主张梅原猛是梅原末治之子的说法，提出质疑，并以历史史料为证据，否定了此说：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卷）中主张：“梅原末治……子，梅原猛”，该书396页。此说可能不对。因为根据梅原猛《学问のすすめ》一书中的记载，梅原猛的“父亲是梅原半二，母亲是石川千代”。可见他們之间沒有父子关系。

著述勤奋、治学严谨的刘正教授在日留学十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家王宇信教授在给刘正先生的长达近70万字的学术专著《商周彝铭学研究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曾经如实地记录了他求学的艰辛：“我知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个十年，他在日留学期间的艰苦和勤奋，坐冷板凳，吃简单饭食，惜时如金，开始了他对商周金文、海外汉学的双重学习和研究。已故日本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池田末利、白川静等前辈宗师，生前对他有过多次的教诲和指导。我访问日本时就曾听到一些学者对他的表扬和肯定。”
总的来说，该书内容丰富，又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使我们对这一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了非常具体和客观的了解与认识，也加深了对被研究者本人的直观了解。刘正先生长期留学达十几年之久，而且也是师出日本京都学派，和他的这些被研究对象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该书的写作也体现了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和研究特点，处处以考证为立论依据，再现了日本京都学派在汉学发展史上的成就与辉煌，是国际汉学研究史上的一部颇有分量的著作。同时，我们也看到以阎纯德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视，对汉学学者们的关怀。列国汉学史书系，是一套现阶段国内较为完整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它较为完备地展现了世界各国汉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成果，为我们反观自身，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预见，有李学勤、阎纯德等先生的支持，刘正先生等学者的努力，国际汉学研究一定会在国学研究中大放异彩，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

刘正先生新出巨著《金文学术史》述评

（发表在《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宋玉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内容提要：时值2014年末，刘正先生百万字巨著《金文学术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部对古今中外金文研究做通盘梳理的通史学术研究经典，弥补了金文学界没有系统、宏观的通史类著作的空白，是刘正教授数十年来研究商周金文积累下来的学术精品，也是金文学术潮流发展到今天所应当诞生的必然成果。本书熔铜器收藏史、铭文发展和研究史、海内外金文研究史和金文研究工具书于一炉，史料丰富、持论公正，思想性、工具性俱佳，定会对金文研究事业的发展带来启迪和促进。

关键词：金文、学术史、学术经典

Abstract：Prof. Liu Zheng's new work, History of Bronze Inscriptions Studies, a great book of one million words, has been published by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at the end of 2014. This book is a historical classic researching on Bronze Inscriptions studies in the whole world from the ancient to today. It is the first systematic and micro-historical research on Bronze Inscriptions studies, which is not only a brilliant job of Prof. Liu based on his decades of hard work in the field of Shang and Chou Bronze Inscriptions studies, but also a consequent achievement accor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studies. Prof. Liu's great book is a fantastic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ronze vessels collec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study of bronze inscriptions proceeding in bo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it is also a useful reference book for those young researchers. This useful and thoughtful book has abundant historical records, impartial and enlightening judgment to those past scholars and their works, so it will definitely create inspirable and promot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studies.

Key words：Bronze Inscriptions, history of Bronze Inscriptions studies, academic classic

纵览古今，对商周金文研究的历史绵延数千年之久。由此而来，商周金文研究的著作之多，说汗牛充栋绝不过分。从先秦至今，商周金文研究的大师，代代不绝。随着商周金文研究之理论的不断深入和推进，加之商周金文研究之国界的不断扩大……时至今日，在商周金文的学术之林里似乎一直欠缺一部对古今中外金文研究做通盘性梳理的通史体学术研究经典的诞生。上个世纪著名的学术经典，如《商周彝器通考》侧重于铜器考古、而《两周金文辞大系》则是以铭文考证历史的杰作、《西周铜器断代》又是铜器分期和断代研究的经典，上述诸多经典著作同样疏于对商周金文的系统研究和宏观综述。有鉴于此，刘正教授积数十年之功力，最新推出了力作：一百多万字的巨著《金文学术史》，正是这样一本熔铜器收藏史、铭文发展和研究史、海内外金文研究史和金文研究工具书于一炉的对商周金文学术给予综述性研究的史学著作。本书是刘正教授数十年来研究商周金文积累下来的学术精品，也是商周金文学术潮流发展到今天所应当诞生的必然成果。
《金文学术史》一书共分四编。第一编“铭文背景研究”，其下计分五章：第一章商周金文学释名，第二、三章论述夏代青铜器的起源和青铜文化，第四、五章为商周金文产生的背景、分期、断代研究。第二编“铭文结构研究”研究商周金文中的各类词汇用语，其下计分七章：第一章“时间用语”研究商周的历法和纪年，第二章“方国名和地名用语”，第三章到第七章分别是“氏族名和人名用语”、“器名用语”、“词类用语”、“嘏辞用语”、“徽记用语”。第三编“铭文研究的种类和进展”，系统介绍了古今学术界对商周金文进行研究的种类和现状。其下计分九章：分别是“历史研究”、“礼制研究”、“宫制研究”、“庙制研究”、“祭祀制度”、“官制研究”、“法制研究”、“兵器题铭”。第四编“铭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评述的内容不仅包括中国（包括港、台）古今学界对商周金文研究的大家和著作，还包括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其下计分十四章，第一到第十二章是从两汉到当代的大陆及港台地区青铜器出土和收藏、金文学家和金文研究著作评述；第十三、十四章是欧美、日本汉学界的青铜器流传和收藏、金文家和金文研究著作评述。不难看出，该书总体框架为从“铭文相关背景研究”到“铭文语言本体研究”、再到“铭文而对商周史、礼、庙、祀、政、兵制度的研究”，最后是古今中外商周金文研究史之研究。书后另有一篇附编为“金文关系大事年表”。
刘正教授在书后跋中颇为自信此书为一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拓荒性的著作。一览全书，看来这确非妄言。

首先，这是学术界罕见的一部商周金文学术研究通史。
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集古文字学及古文字学史、古典文献学及古典文献学史、海外汉学史、中国思想史、铜器考古学史等诸多学科于一身的多学科、多视角、多领域，专业性的金文学术研究通史。”[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800页。]书中不仅介绍了中国大陆历代对商周金文的研究，还介绍了港台、日本、欧美的商周金文研究历程，对于其中评述不乏思想性、启发性。书中引用推介海量文献，评述确切详尽，注解清晰可查，是初学者进入金文研究领域的必备工具书。

其次，该书重大发现层出不穷。
如，对于古今学术界异议不断、难以成定论的“初吉”一词，刘正教授首先考证：

“初吉”这一术语，可说十分怪异。以至于有些学者居然主张“初吉一词，不见于先秦文献，仅仅见于铜器的铭辞”。[ 何幼琦《西周年代学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75页。]此言大谬。不过，此类谬论的首创时间还要上推到
1958年。当时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黄盛璋的文章《论初吉》，该文中声称“《左传》中不见初吉，自春秋以来，战国诸子的著作里亦不见有初吉”[ 黄盛璋《论初吉》，《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85页。]。这应该是此类谬说之始。实际上，在《诗经》和《周易》中就分别出现了“初吉”这一术语。[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接下来，他又给出了新解：

我们根据《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 《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出现“初吉”的一百一十四例铭文的统计，发现：正月初吉出现27次，二月初吉出现9次，三月初吉出现14次，四月初吉出现7次，五月初吉出现10次，六月初吉出现8次，七月初吉出现1次，八月初吉出现14次，九月初吉出现17次，十月初吉出现2次，十一月初吉出现5次，十二月初吉出现7次，月份不明出现初吉5次。统计结果表明：一月出现初吉最多，为27次。七月则最少，仅有1次。如果把“初吉”理解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初吉就是每月初于吉日的意思”，那么应该在每月出现的“初吉”次数保持大致一致的范围，而不是现在的如此悬殊的差异！由此也可以证明把“初吉”理解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初吉就是每月初于吉日的意思”之说是不妥的。“一月初吉”出现如此最多，正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每年正月的期待。初者，始也。吉者，好也，吉利也，祥和也。每月都有初吉，而只有新年的初吉最具有起始和源头的含义。因此，初吉的真正含义只能是“初吉，朔日也”，也即初一。[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又如，在该书的“徽记用语”一章中，他对蚩尤图像和名字来历的考证、对铭文中著名的“析子孙”含义的深刻挖掘，成了该书亮点。对于前者，他指出：

“尪”具有“巫”的神格特征。也就是说，“尢”字具有巫术神格特征，所以才出现“巫”、“尪”并举的现象。历史文献记载能够呼风唤雨的“蚩尤”证明了他具有“巫”的神格特征。首先，《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而当时能够指使风雨的人肯定是通巫术的。其次，《龙鱼河图》中记载：“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沙石，制五兵之器，变化云雾”。还是进一步强调他的“变化云雾”这一巫术功能。第三，《春秋繁露·求雨》中记载：“夏求雨……其神蚩尤”。因此，所谓“蚩尤”，它的准确读音和内在含义应该是“蚩尢”，也就是“蚩尪”。后世写成“蚩尤”当是以表面的读音和意义隐藏了内在的真实的读音和意义。由此来看，“蚩尤”的名字其实只是单汉字“蚩”，而“尤”（尪）则是对其巫师身份的说明。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我们主张对“蚩尤”名字的考证和商周铭文史料研究集中体现在对“蚩”字的研究上。[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

对于后者，他主张：

至于商周青铜器上著名的所谓的“析子孙”的真正含义，我们主张：这是“感天而生”的图像表达。那图像中的“子”一定是当时的某国国君或某位圣人最初诞生时的形象表达。[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又如，对于古代传说的夏代三足方鼎，刘正教授在审读考古报告的基础上，提出新解：

在仰韶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三足的陶鼎。见李济《殷墟青铜器研究》一书：“鼎，
灰色，厚五至六公厘，无轮土琢磨之遗迹，表面有蓝印纹，其上更有不整齐之粘土，绳纹环腰而围之，小耳两枚，各有指印。三足成长方形，中有支柱，上升三十公厘，而与鼎墙相合。口径二百一十四公厘。全体高二百二十三公厘。”请注意，这里记载的“三足成长方形”应该就是古代文献中的“鼎成三足而方”说的最好解释和印证。即，所谓“鼎成三足而方”不是说三足的方鼎，而是说“三足成长方形”的圆鼎。可是，李济却没有注意到自己考古报告中记载的价值，他对古代文献中的“鼎成三足而方”说理解为：“很显然地三足而方是四足而方的错误”，真是让人遗憾。[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而对于早期铜器上出现的花纹，刘正教授又从思想史角度给予解释：

这种重花纹·图案的夏代青铜器的价值功用，暗示着在早期中国宗教思想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观象而知吉凶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西周时代就被总结成伏羲氏仰观俯察作八卦的阴阳学说。而在古文献的传统上，从传说中的夏易《连山》到西周的《周易》都是继承了这一观象而知吉凶的传统。通过对夏代青铜器图案和价值功用的分析，和古文献中对三易的观象而知吉凶传统的记载，我们发现这二者是相融合的，是—致的。而这一文献资料和出土青铜器上图案·花纹的一致，为了解夏代早期思想和文化的概况提供了可能。[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再如，对商周氏族的研究。刘正教授在“氏族名和人名用语”一章中几乎涉及到了当时出现的各个重要的大小氏族，并且用商周金文中努力找出证据加以论述，如对于“寒氏”，他就利用传世文献和商周金文史料的结合，考证如下：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二对《寒戊匜》铭文中出现的“寒”氏的
考证：“寒戊必作器者之名也”。则“寒”为姓氏，源自古国名，在今山东潍县以
东一带。《后汉书·郡国志》：“寒亭，古寒国，浞封此”。《左传·襄公四年》记
载魏绛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小子鼎》铭文中出现的“□史小子乍寒姒好尊鼎”，该铭文中首字已缺。寒姒当为“□史小子”之妃，姒为女姓，而寒显然为其夫“小子”家的氏。[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而对于西周官制中的“司土”和“司徒”的区分，刘正教授提出：

我们主张，商及西周前期铭文中都作“司土”，到了西周后期铭文中“司土”
与“司徒”并用，与司马、司工合称为“有司”。如，《盠方彝》铭文中记载中同
时出现的“司土司马司工”三司记载，在其前面就是“王行，参有司”，成为对
“司土司马司工”三司的统称。[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页。]

再如，对于著名的“虎臣”、“虎贲”的问题，刘正教授提出：

虎臣一职，来源很古。有的学者以为出自武王克商时的“虎贲”，恐非。《史记·五
帝本纪》中就记载有“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历史事实，《史记索隐》注解说：“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周礼》有服不氏，掌教扰猛兽。即古服牛乘马，亦其类也”。这是“虎臣”一职最为古老的直接来源。这里的熊、罴、貔、貅、貙、虎六兽应该就是以上述六兽为图腾的六种军队。我曾设想商周的军制之所以有“六师”而非五师、七师的编制，可能就源于此。[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页。]

然后，在“军制研究”一章，他又提出：

在金文中则出现了“虎臣”。如，《师酉簋》铭文中的“师酉，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尸、尸、秦尸、京尸、身尸”就是一个例证。再如，《师询簋》铭文中的“今余令女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也是如此。关于“虎臣”与“虎贲”二者的异同，刘雨主张：“虎臣，可能即文献中的‘虎贲’，是王的近卫部队，其中有一部分是夷人。”我们主张；虎臣是虎贲军的首领。《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在这场次大战中就出现了“虎”。可见，战场上出现“虎”形象以“虎”为名的军队是取其勇猛如虎之义。这是远古时代人们的一种图腾信仰的表现。而到了武王克商之时，平时训练有素的少数精锐士兵，应该就是“虎贲三千人”的原形。不存在什么“其中有一部分是夷人”的现象。因为上述身份“邑人、虎臣、西门尸、尸、秦尸、京尸、身尸”之间不存在上下直属关系，而是平等并列关系，虎臣和后面出现的各个夷兵，没有任何所属关系。进入西周以后，这些“虎贲”们应该继续保留，并不断得到充实和壮大，成为王室卫队，即禁卫军。其中，“虎贲”的首领就是“虎臣”。而《师克盨》铭文的出现，更揭示了“虎臣”有左、右之分。暗示着可能“虎贲”也分左右两大部分。并分别有左、右虎臣来统领。[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29页。]

第三，该书评价历代的金文研究成果，持论公正，确为良史之风。
如，该书对于宋代王黼的金文研究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没有因为王氏是著名的奸臣而因人废言。刘正教授指出：

《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当时皇室在宣和殿所藏的自商至唐的铜器八百三十九件，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全书共三十卷。细分为鼎、尊、罍、舟、卣、瓶、壶、爵、斝、觯、敦、簠、簋、鬲、盘、匜、钟、盘、錞于、杂器、镜鉴等，凡二十类。还特别注意到了分类方法上的问题，大致从功用分为酒器、炊器、食器、杂器、水器、乐器等，特别是“其同类相须之器”，即把功能上接近的和关联的器物归入同一类，这一分类法科学而明确。每类有总说，每器皆摹绘图像，勾勒铭文，并记录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或附有考证。所绘图形较精，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比例。这一特点特别值得称道。该书所绘图形构图合理，富有立体感，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上器形对比研究的先河。书中每能根据实物形制以订正《三礼图》之失，考订精审。其所定器名，如鼎、尊、罍、爵等，多沿用至今。[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416页。]

同样，他对于清末民初的罗振玉，也给予了很高的学术评价：

在政治上异常保守、甚至晚节不保的他，在学术上却十分理智和先进。在当时新出土的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拯救清宫大内档案等大量出土古物、古代文献的研究和保存工作上，他都做出了其它人难以超越的重要贡献，在二十世纪前后的学术界和学术史上划下重重的一笔。这使罗振玉的学术影响如同一颗璀璨夺目、大放光彩的明珠，在晚清和民初学术界牢牢地占据着一席之地。……这些著作至今都成了金文学术研究的重要经典和必备的工具书。尤其是《三代吉金文存》一书，迄今为止依然是这一学术领域必须予以研究和精读的集大成者和总结性著作，也是中国古今两千多年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史上的巓峰之作和旷世经典。[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566页。]

又如，该书对于王国维的金文研究，也给予了很高的学术定评，他认为：

王氏把刘心源、陈介祺等人发起的金文学术研究的近代化研究趋势正式发扬光大，从他出现以后，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的金文学术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彻底走上了现代！他对彝铭称谓的研究、历法的研究、商周铜器断代的研究、商周史和彝铭在军事、政治、经济、法制等方方面面的对比研究、彝铭解读对商周礼制起源和实际运用的研究等等，都启到了前人所不能及的作用，作出了跨时代的卓越贡献！[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575页。]

再如，刘正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前人之误，立刻加以说明。这可以参见该书对清代著名金文大师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的评价：

该书在铜器分类和断代上时有错误，还经常有将伪器收入的现象。如，《亚形鲁公鼎》、《嘉礼尊》并非商周时器。《木鼎》乃商代晚期，并非周代。再如，将《尤盘》归入盉类、将《父丁鼎》归入彝类、将《谏豆》归入彝类等分类错误。[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527页。]

第四，刘正教授在该书中，对于商周金文在语言、历史、宗教、地理等方面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研究。
如，对于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他总结了金文中常见的连词、副词、感叹词、语气词、形容词、介词、代词七大词类100个用例，进行详细说明。金文是对商周时期的语言的直接记录，这要比传世典籍的语言材料更为真实可靠，因此语言学界日益重视金文语料对于上古汉语研究的价值。金文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古文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为文字发展史、文字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如，对于商周礼制的研究，他通过礼制研究、宫制研究、庙制研究、庙制和礼制、祭祀制度、官制研究六章内容，加以分析和研究。他指出，礼制是商周王朝政治的重大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青铜器制作的目的本身就是“所以藏礼也”。铭文中出现的礼制问题是商周金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以金文研究的成果自然可以直接促进礼制的研究。他特别考证了铭文中“嗣子”的意义。他提出：

记载在铭文中的文辞，出于“传遗后世子孙”的需要，就经常在铭文结尾出现特定的嘏辞。即在铭文内容上，几乎每件铜器铭文上都会出现作为作器者对受器者及其子孙后代所说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的嘏辞，这也就是“传遗后世子孙”说在铭文上的具体体现。一般来说，既然是受器者及其子孙后代所说的“子子孙孙永保用”的，也就必然暗示着对铜器继承和使用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凡是作器者的子孙后代都有资格接受和使用这件铜器及其所具有的品格特征。因为他们和作器者具有直系血缘关系。但是，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作器者所作之器，并不能为受器者及其全部的子孙后代所接受，而只是为受器者及其部分特定的后代所接受。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的“嗣子”的问题。在商周铭文和史书中曾经出现“嗣子”一词，有些学者曾把这两个字看成是一个上嗣下子组合而成的合字的“嗣”字。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嗣子”的“嗣”是“继承”的意思，《尔雅》：“嗣，继也”。“嗣子”就是承嗣人。对于注重血缘和父子继承关系的商周社会来说，“嗣子”概念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定意义。[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227页。]

如，本书对于铜器考古和断代也具有着重要意义。在该书第212-214页，刘正教授提出了他自己对于西周铜器分期和断代的图表。他为攻克学术难关的西周铜器断代，从商周金文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后，该书图文并茂、资料详实。
书前有精美彩图六页，多为青铜器、铭文拓片、经典商周金文研究著作书影。正文中的图表大致包括以下几类：1.出土各类青铜器的照片、拓片，甲骨文、铭文照片、拓片，各种图形文字。2.数据列表，如第14页“青铜器制造中铜锡比例及其现代科学分析图”，第18页“红铜和青铜的物理性能、机械性能、工艺性能比较表”，第24页“《山海经·中山经》所记载产铜之山列表”，第40页“夏商周青铜器演进图”。3.金文研究家的肖像、作品书影。4.青铜器、铭文出土、收藏及著作列表，比如第623页到第633页“1950年以来新中国出版金文研究著作表”，第694页到第733页，近四十页的“欧美收藏部分商周青铜器存见表”，以及附编部分为长达15页的《金文关系大事年表》，等等。此类表格在该书中还有很多。显示出作者对铜器和金文广博的知识和精湛的学术功力。这些图表（特别是近四十页的“欧美收藏部分商周青铜器存见表”）为进一步研究铜器考古学和商周金文学术提供了难得的文献指南。
商周金文是中国古代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起源于商代，盛行于西周，延至秦汉。是略与商代甲骨文同时兴起的又一种文字表现载体形式。但同甲骨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古文字形式相比，商周金文存在的历史更长，记载的内容更丰富和悠久，也更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最初的金文为商代后期铭文，一至四字不等，多以阴文的形式刻于青铜器的器壁上；西周时，铭文意义和价值突变，铭文渐长，“铭辞之长有几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序文》，日本文求堂书店，1935年8月。]乃至于“古文上而会盟、征伐、朝觐、宴飨、赏赐、封建、命爵、授官，小而鱼牧、狩猎、农稼、奴婢、狱诉、婚媾，无一事不敢告命于乃祖、乃考，即无一事不能不铸铭于铜器。”[ 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国立武汉大学从书，民国23年（1934），第2页。]所以商周金文之重要就在于它蕴含的史料价值。由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典籍曾历经多次焚毁和劫难，上古文献又疑信参半，所以这些铸刻于青铜之上的不朽文字，就成了我们复原青铜时代历史和文化原貌的唯一途径。

刘正教授此书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对于商周金文的学术研究已有悠久历史。早在汉代就有青铜器出土，《汉书·郊祀志》中就有“汾阴得鼎”、“美阳得鼎”的记载。自汉至唐，朝野间一直存在着将宝鼎出土与政运国祚相联系的传统，而对于铭文的研究一直局限于文字学领域，正整个学术界还没有意识到钟鼎文字的史料价值和经学研究价值，这一点唐代大师级古文字学家颜师古的研究中就可得见。两宋和清代是古代金文学术研究史上的两个高峰时期，需要重点关注。宋代是古器物学的鼎盛时期，清代金文大家阮元在《商周铜器说》中评价：“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阅三四千年而道大显矣。”而且宋代的金文研究是金文研究史走向系统化、科学化的尝试，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序文中提出对当时的商周金文学术研究著作的分类：“与叔《考古》之图，宣和《博古》之录，既写其形，复摹其款，此一类也。啸堂《集古》，薛氏《法帖》，但以录文为主，不以图谱为名，此二类也。欧、赵《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评，长睿《东观》之论，彦远《广川》之跋，虽无关图谱而颇存名目，此三类也。”有清一代，金文学术研究达到了井喷般的高峰。据刘正教授统计，“宋至明末商周金文研究著作不到一百一十种。而整个清代则不少于二百五十种。其中，宋代和清代比例是一比五！” [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511页。]足见清代金文研究之鼎盛。晚清学者缪荃孙在《王仙舟同年金石文钞序》中曾总结清代金文研究说：“国朝谈金石者有二派。一曰覃溪派，精购旧拓，讲求笔意，赏鉴家也。原出宋人法帖考异、兰亭考等书；一曰兰泉派，搜采幽僻，援引宏富，考据家也。原出宋人金石录、隶释等书。二家皆见重于艺林。惟考据家专注意于小学舆地职官氏族事实之类，高者可以订经史之讹误，次者亦可广学者之闻见，繁称博引，曲畅旁通，不屑以议论见长，似较专主书法有实用矣。”近代以来中外学术界金文研究大家辈出，如中国的罗振玉、王国维、容庚、戴家祥，日本汉学家滨田耕作、梅原末治、贝塚茂树、白川静，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安特生，美籍德裔汉学家罗樾、美国汉学家夏含夷等等。但是刘正主张，在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在殷周青铜器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还应属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白川静四人。[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772页。]郭沫若是20世纪继王国维之后一位集甲骨学、彝铭学、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学于一身的大师级金文学家。金文学术代表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考证宗周列国青铜器铭文共323器，在西周及列国事实、人物、年代的考证确定上有突破性成果；《两周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则综合两周金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史实、文字体裁风格、青铜器花纹和形制，进行两周青铜器分期和断代，开创科学研究两周青铜器之先河。唐兰对金文造诣很深，治学严谨、创见甚多。代表作《古文字学导论》总结考释金文四种方法：“一、对照法或比较法。二、推勘法。三、偏旁分析法。四、历史考证法。”，此四法至今依然是从事金文研究的敲门砖；《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一书则是他用铜器铭文建构西周历史记录的精心之作。陈梦家是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文物收藏和鉴定专家。代表作《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殷墟卜辞综述》，他的西周铜器断代标准和结论对以后学术界的铜器断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而20世纪中国金文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白川静的白川文字学是文字研究者谁也绕不过去丰碑，他的学术贡献是两部巨著《说文新义》、《金文通释》。前者是用甲骨文金文史料重新考证解释《说文解字》的杰作，后者则集中考证并解释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意义，将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研究推向全新高度。

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金文学术史》，是刘正教授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懈探索的又一结晶。从2000年夏刘正教授留日归来至今，他已经在古文字领域出版了二百多万字的学术成果。但是回首这一路，走得艰难而又扎实。2002年，刘正教授《金文氏族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学界颇有异议，他本人亦知其拙。2004年，他的第二部金文研究专著《金文庙制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始得中外学界赞许。积累七年之后，2011年他的七十完字的《商周彝铭学研究史》一书，由线装书局精装出版，一时海内震动、好评纷至。此后刘正教授更加努力，创作进入黄金阶段。2013年，上海书店出版了他的新著《商周图像文字研究》一书。与此同时，《南方文物》连载了他的《近现代古文字学经典述评》一书、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青铜兵器文字》一书。现在，时至年末，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百多万字的巨著《金文学术史》正式问世。
刘正教授平日治学，曾有“为己之学、为人之学、为学之学”三个划分。大致说来，为己之学者，在于自我学术水准之提高；为人之学者，在于“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为学之学者，在于对一门学术发展的真正追求、努力、启迪和影响。此番出版的《金文学术史》一书，史料丰富、持论公正，思想性、工具性俱佳，应是符合刘正教授平日所谓“为学之学”标准的、满意作品。难怪著名古文字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虞万里等学界同行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
我们期待着刘正教授拿出更多更好的金文研究著作，以带动金文学术研究的振兴。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12月。